国家治理效率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初发时言论管制与言论自由问题的思考／虞崇胜 何路社

　　事实上，第一个提请注意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她不但积极使用正确的途径反映情况，而且促使政府及时行动。2019年12月26日，张继先医生接诊时发现有不明病毒引起的肺炎患者，感到蹊跷。12月27日，张继先向主管院长汇报，医院当即向江汉区疾控中心汇报。12月28日、29日，该院又增加了4名症状相同的病人，而且全部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张继先医生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12月29下午，医院研究决定直接向市、省卫健委疾控处报告。市、省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往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就发了一个内部通报。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正式（也是首次）对外发布：武汉地区发现了病毒性肺炎，患者已隔离治疗，并指出该病毒性肺炎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有人具体对比张继先医生的表现，认为李文亮医生的行为由于没有遵循组织规则，其对防疫工作的实际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再看言论自由的道理。

　　现代国家治理是多元的，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当然，权力天然具有优越性，国家权力应占据主导地位。但正因如此，国家权力更需要市场与社会的制约，否则，国家权力的勤政、廉政难以保证。所以，国家通过正规渠道预警与社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的预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各有所长、相得益彰。总之，无论是从多元治理的角度，抑或是权力制约的角度，都不能否定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的合理合法性，应该是两条渠道并行不悖，都可以发挥效用，而且，什么问题都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实事求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非常情况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可以体现出一个官员的素质水平。疫情的不确定性与人的认识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关于疫情会出现不同意见、声音。面对国家治理中疫情这类特殊的重大事情，人类政治文明规范要求我们对疫情防控价值的排序是：生命（或事实）第一，科学第二，法律第三，政治（稳定）第四。我们这次疫情的应对就没有遵循这个顺序。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优先意识到疫情暴发流行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反而是更多地考虑政治上的稳定。问题的关键是，如果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被堵塞，失去了社会由下至上的监督压力—其比国家权力由上至下的监督压力更全面、及时、有效，有关部门肯定容易应对不力，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坐失良机。张继先医生通过国家正规渠道预警，比李文亮医生还早几天，却仍然未能够阻止疫情扩散暴发，就是活生生的一例实证。

　　此外，从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地位论，公民个人在报刊和网络上公开发表合法信息—无论对错与否，都应该是属于宪法中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生态中，错误的、片面的言论自然会遭遇它的对手和批评者，国家权力不能越位到社会领域干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