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实现路径研究——以何斯路村的实践为例／柯凤华

　　2.利益主义逐渐成为村民的主要价值观

　　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转型，复杂多变的环境令乡村社会呈现焦躁不安、分散作业的局势，乡村从共同体走向原子化。乡村的原子化发展使得村民的个体意识被放大、公共精神被消解，利益主义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变得有限。

　　3.资本下乡冲击了乡村的良善秩序

　　近年，随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城市资本大量涌向乡村，使得乡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现代的市场化意义。但“资本逻辑不会自动产生公平正义，也不会自动产生和谐、幸福社会，反而冲击了社会的良善秩序”［2］。一方面，资本逐利的内动力促使其诱导、绑架并实现对基层权力的操纵，代表公共利益的基层政府的权力被代表私人利益的企业架空，造成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异化。资本所造成的权力伦理的丧失，也给社会道德带来极其突出的负面效应，如不控制，将会带来伦理规范、道德价值的全面陨落。另一方面，资本进入乡村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秩序。徐宗华对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研究表明，因资本的外来性特征的存在，村民以拾穗权为由，借机偷窃玉米，造成该农场2014年700多亩玉米丢失，直接经济损失达70余万元。［3］

　　（三）治理主体伦理素养不高

　　正如荀子所言：“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治理主体的伦理素质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当前，绝大多数村干部都能主动为村民干实事。但在乡村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改革不配套、政策不完善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大量的制度与政策性空间，致使农村“微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四）现有的乡村治理实践尚未对德治表现出充分的重视

　　当前，法律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但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缺乏对村庄德治内涵的系统考量，法律虽然在整体上能够维护乡村生活秩序，但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村民认可，难以真正融入乡村社会，使得乡村治理过程内卷化现象突出，即越是强调和深化治理，乡村治理方面的问题就越是增多，乡村社会陷入“一治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三、何斯路村道德治理的经验

　　何斯路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的西北部，距离义乌市区20公里，全村面积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00人左右。2008年前的何斯路村是义乌的贫困村，人均耕地面积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里人口严重老龄化，是义乌乡村发展的一块“心病”。2008年，何允辉当选村主任，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拓宽农村发展空间和经营领域，通过多种举措，成功探索出一条加强道德治理的有效途径，使得何斯路村实现了乡村振兴。

　　（一）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财富充足了，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何斯路村通过打造薰衣草产业链，使村里的集体收入得到了大幅提升。

　　1.构建薰衣草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