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公正观中的民主价值及其现代借鉴／王韬钦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王韬钦日期：2019-12-20 12:56:00

议事民主取决于一把手的思想觉悟水平，只有一把手主动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并与其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才是能被传统儒家思想认同的“程序公正”。然而，行政机关在文山会海的日常办公过程中，无法总是严格履行这一程序。为了提高行政运行效率，一把手一人决策总是比集体讨论后决策快得多，也能大大减轻整个办事部门的工作负担。但是，这会给外界造成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不良印象。实际上，“政治人”也如“经济人”一样受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同样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如韩非子所认为的那样，政治主体的行为“皆挟自为之心也”。在西方，除了由各个政治主体控制着行政权力，还存在着类似于交易经济学那样的“政治交易”。“政治交易”的概念最早由康芒斯提出。在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党的一元性消灭了这种“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生态建设。党政干部在这种政治生态系统中活动，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良性的政治活动来促进政治生态系统的高效运作。但是，从公正的角度而言，要建设公平的政治生态，前提就必须是参与政治活动的各个主体处于一个基本公平的地位。封建社会里的君臣关系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因此，这种议事民主的程序正当性能否体现，完全取决于君主的道德水平和领导素质，这是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因素，中国古代传统的等级制和君主中心论与西方所主张的现代民主、自由的思想相反，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政治生态。没有平等的政治主体，就不可能有公平的“政治交易”，更不会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在现代社会，领导者和普通干部之间要实现这种平等的议事关系，体现群众民主，就必须摈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不能将上级对下级的尊重当作一种恩惠；下级作为政治生态中的平等主体，具有相应的建议权和话语权。

　　（二）用法治文化来纠正宽容文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目标和基本方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斗争不再是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与人为善、和谐共处的理念成为新时期宽容民主政治的基石。这种现代宽容民主总是被理解为传统的宽容文化。在政治构建方面，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塑造而言，其品格、特点往往会受到同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个人微观层面来看，宽容文化表现为指导人们在生活中礼让恭谦的最高精神坐标，这种美德往往被口口相传，成为评价一个干部优良与否或者一个公民是否合格的标准。从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政治活动由个体完成，但不再是个人属性的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一些社会个人披上公共服务供给的外衣，并开始打造“政治”这一公共产品。这两个层面往往被混同。例如，有学者指出宽容精神应成为国人常识性的理念精神。在国家社会层面引入宽容精神，无异于用自己的理解去处理事关公众利益的事宜，这个时候，作为公共产品的“政治”将沦为人情社会拉拢关系的手段。所以，从中国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来不缺乏宽容精神，而宽容精神是人情社会产生的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公正的现代民主机制，就必须用两分法来解决：一方面，要用道德来鼓励公民个人层面的宽容；另一方面，要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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