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韩业斌

　　在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理念落实不到位、执法为民与公正司法执行不到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情况。其主要表现就是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侵犯民营企业产权，损害民营企业利益，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方面不到位，甚至有破坏中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之嫌。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层级过多，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有较多政府人员参与其中，导致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环节之间连接松散、分离偏差甚至相互对立，组织上层的决策意图在实施过程中被具体执行者注入不同的解释、使用不同的执行方式，因此被曲解、转嫁，其结果常常与决策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3］

　　二、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

　　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领导方式、领导能力不同，并且各地外部条件、资源禀赋不同，因而存在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我国有些地方的营商环境已经位于全国前列，并且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有些地方的营商环境还停留在原始阶段，当地的营商环境不仅没有优化，反而到处出现破坏营商环境的现象。从总体上看，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地区差别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较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较差。

　　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区域的地方政府通过积极的制度建构，落实中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使得该地区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从2017年底上任以来多次调研和主持会议，反复强调着力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政府要千方百计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努力使上海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浙江从2017年开始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建设成为了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

　　与之相反，有些地区破坏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情况时有发生，反映了当地法治化营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到处破坏当地法治化营商环境。比如媒体关于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负面报道，沈阳市和平区政府执法局长期租用企业商业用房，拒不支付房租，经督办仍不履行整改承诺。

　　从各地曝光出来的一些破坏营商环境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还有村“两委”工作人员，在与企业接触过程中吃、拿、卡、要，不作为、懒政、乱作为等情况比较多见，而直接针对区县一级甚至地市一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投诉还不多见。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对塑造法治化营商环境重视程度还不够，对当地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破坏力较大，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也较为严重。就区域法治发展来说，也反映出营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