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巡视监督到制度治党：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演进的四个维度/贾晓强 闻 竞

　　（二）从制度设计和制度演进上讲，巡视监督有助于改进党内政治制度的运转机制

　　从政治生态形成之初，便伴随着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变迁。科学的制度设计往往注重制度成本的最小化和制度收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个体行为偏好，难以实现完全理性，并且制度实施效果也是多方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制度的设计者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演进中，会通过确立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来提升政治制度的有效性，通过约束性的制度建构来预防和惩处制度性腐败。

　　我国的制度设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权力制衡”，我们主要通过监督机制来保障政治权力的有效运转，逐渐形成了包括人大监督、纪委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在内的诸多监督制度。但制度性腐败的“组织结构性”，不断弱化监督制度的监督效果，甚至导致诸多监督制度的无效，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监督难题。［2］在强势反腐的背景下，巡视监督采用“机动式巡视”“巡视回头看”等形式，实现了巡视全覆盖、监督无禁区，巡视监督的效果日益凸显。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政治制度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也是党内政治生态健康发展的制度支撑。巡视监督激活了整个监督体系，带动了整个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

　　（三）从政治认知和个体理性上讲，巡视监督有助于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动机

　　政治主体作为政治生态的组成因子，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直接关乎政治生态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政治认知体现了政治主体所认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关系着政治主体的行为选择，影响到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生态的价值和原则。政治主体作为理性政治人，在政治实践中必然会进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博弈，个体理性直接影响到其实际的政治行为。个体在加入党组织之前，由于远离公共生活，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考验上相对虚化，然而在加入党组织之后，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后，就意味着拥有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就面临着利益选择、个人价值与政治原则之间的真实考验。

　　巡视监督对腐败分子形成了持久的震慑力，增加了腐败成本，打击了腐败行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动机构成了外在约束力。由于领导干部的决策难度和决策风险增加，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因素增多，干部晋升模式发生转变，出现了“官不聊生”的荒诞说法，在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了不作为、懒作为现象。一方面，在晋升机制和奖惩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政治寻租的“激励”，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失衡心理”，缺乏积极进取和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采取“无为而治”的消极不作为策略。［3］另一方面，在权力责任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部分领导干部以难以明确权力的边界为由产生了“为官不为”的惰性心理，担忧连带责任会危及自身利益，产生了“踢皮球”“打太极”等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作为、懒作为现象虽然不像贪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