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迁怒”功夫看儒家修身的睿见与盲区/韩中谊

　　既然“为己之学”需要“在性情上用功”，那么，应当“约情”还是“无情”？《集解》：“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渊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怒当其理，不移易也。”［1］367汤用彤先生引何邵《王弼传》：“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3］59进而认为：“圣人无情乃汉魏间流行学说应有之结论，而为当时名士之通说。”［3］60“推平叔之意，圣人纯乎天道，未尝有情，贤人以情当理，而未尝无情。至若众庶固亦有情，然违理而任情，为喜怒所役使而不能自拔也。”［3］61汤先生联系魏晋玄风，试图从“圣人无情”“贤人（按：颜回）以情当理”“众庶任情”的差序层级中调和《集解》与《王弼传》之说。如若结论成立，则从思想旨趣上说，何晏所追求的“怒”的“不过分”与“不移易”，最终不会停留于“以情当理”，而是要提升到“无情”而“纯乎天道”的方式加以实现，从而坚守“任道”而非“任情”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晏将“迁怒”视为“怒”所衍生的情感现象来看待，以去除“怒”（自然包括“迁怒”）的情感为旨归。

　　朱子则不主张“圣人无情”论。《集注》引程子云：“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4］84此处强调人有别于万物而先天具有“真而静”的五常之性，此即“未发之中”，如能涵养之则可以“发而中节”，这是朱子对修身成圣之本体论根据的论述。在对待“情”的问题上，《朱子语类》：“喜怒发于当然者，人情之不可无者也，但不可为其所动耳。”［5］766“如今卒然有个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说且教我去静！”［5］771“若舜之诛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与焉。如鉴之照物，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已，何迁之有？”［4］84朱子肯定情感生发的自然性，修养功夫上反对佛道主“静”之说，即并不主张完全清除“怒”的生存处境，因为当有“四凶”而舜不诛杀，就会破坏社会礼法的贯彻、公正秩序的维护和儒学价值的落实。所以儒学关注的焦点并非要“无情”，而是重在调适人的性情，即朱子所谓“约其情使合于中”，也即《反身录》所强调的“在性情上用功”——不仅需要扩充“恻隐”等善端，也需要在节制和转化负面情感方面用功，从而使得情感中正无失。

　　二、修德功夫：克制与涵养

　　儒家将讨论的主题锁定在“约情”。“约情”固然需要防止“怒”的负面影响。朱子言：“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乐，皆当克，但怒是粗而易见者耳。”［5］768“盖怒气易发难制，如水之澎涨，能权停阁这怒，则如水之渐渐归港。”［5］772《正义》曰：“喜怒者，七情之发。凡人任情，多致违理，不中节也。但喜虽违理，无所伤害于人，故夫子专以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