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朱志玲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朱志玲日期：2016-12-08 11:05:29

dquo;［9］。因此，在传统上，中国民众期待政府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像父母一样，推进民众经济福利、保障民众安居乐业。这种全能政府的角色在计划经济时代达到了巅峰。虽然改革开放后，全能政府在制度上已经撤销，但是其观念却广泛留存在社会意识中，沉淀为民众对政府责任的潜意识期待。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将原本的包袱放得太快，不仅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缺失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一些应该属于社会或市场调节的问题，人们也习惯于依赖政府，政府无暇顾及也引发了诸多不满。另外，在对政府责任的期待中，民众还倾向于将个人生活的挫折、困顿归因于政府。一边是政府责任的缺失，一边是民众对政府责任的积极期待，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当下的仇官情绪。

　　参考文献：

　　［1］朱力，朱志玲.转型期的社会结构性怨恨：概念、形态和特征［J］.中国图书评论，2015（4）：12-22.

　　［2］吴忠民.当代中国社会“官民矛盾”问题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2（3）：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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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朱志玲.社会矛盾视角下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基于南京、苏州、扬州三地数据的实证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6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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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于建嵘.群体性事件的症结在于官民矛盾［J］.中国报道，2010（1）：50-51.

　　［8］赫尔穆特?施密特，等.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M］.梅兆容，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190.

　　［9］裴宜理.中国式的权利观念和社会稳定［EB/OL］.http：//www.snzg.net/article/2011/0629/article_24710.html.

　　（图表详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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