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生态与中国本土政治心理学之创辟/刘 崧

　　三、面子生态与中国政治心理学的文化自觉

　　如果面子生态这一事实足以成立，那么中国政治心理学就需要确立自我主张。自我主张并非凭空而来，它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中国素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与社会生活相互渗透、相互共生，因而很难截然划分政治与社会的界限。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威廉?F.斯通对政治行为下过一个心理学的定义：政治行为是个体运用合作方式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一切活动［12］。根据这一定义，政治行为非常普遍。而古斯塔夫?勒庞则认为，所谓政治生活，“就是让人类的感情和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13］13。这一定义更强调政治活动的文化意义，环境在本质上是文化性的。这提示我们，抽象地谈论政治制度的好坏并没有意义。制度可以理解为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特定的表现形式只能设置适合民族特性的制度内容，而不能凭空臆造。甲国的制度即便十分先进，移用于文化环境不同的乙国，也可能是十分落后的［13］16。勒庞认为，研究政治心理，应该先观察事实，再根据事实进行解释，然后再推测它的规律［13］22。下面笔者尝试对面子生态对政治的影响进行观察和解释。

　　（一）情面规约与特殊化取向

　　由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差序格局这一事实，人们根据关系的不同和人情的亲疏结成不同的圈层结构。在差序格局中，情面发挥调节作用，它很大程度上规约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情面可以看成是人情与面子的函数，即人情+面子=情面。情面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中国人本能地具有一种特殊化取向，而排斥普遍性原则。表现在人际交往上，中国人倾向于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熟人和生人，形成交往的圈层结构。这一事实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如在公交车上，当看到亲戚朋友时，人们会本能地主动让座，而对不熟悉的陌生人，则可能无动于衷。即便偶有让座的行为，那也是反思性的。在政治活动中，情面顾虑使人们乐于奉行不得罪人策略，实行虚与委蛇的应付主义。比如，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中，几乎看不到直言不讳的批判，人们碍于情面喜欢说一些拐弯抹角的门面话。即便说出批评的话，也总来个“一分为二”。

　　（二）阶层性心态与亦主亦奴人格

　　面子生态包含的名分观念和尊卑意识对人格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威权主义人格。尊重权威，缺乏独立精神和自我主张，是这种人格的重要特征。威权主义人格也被人戏称为自行车性格：对上点头哈腰，对下用脚去踢［7］129。自行车性格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等级结构带来阶层性心态：每个人在等级结构中既是在上者又是在下者——相对于在上者而言是在下者，相对于在下者而言是在上者。在这种相对性中，人格与心态是弹性的，或者说是分裂的。这种人格本质上是一种亦主亦奴人格，亦主亦奴人格在官僚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