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投资策略互动的机理及影响因素分析/张 悦

　　早在1971年，Stigler就提出，政企合谋会带来腐败、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李后建利用系统广义矩方法佐证了腐败会显著降低环境投资水平，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政治晋升，往往重经济利益而轻环境利益，污染性企业偏好于通过游说和政府租金支出，使用丰厚的资本“俘获”地方政府［4］。既然腐败降低了环境投资的执行力度，高腐败导致高污染，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腐败会加剧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行为？这需要分析腐败本身具有的特性。腐败本身具有策略互动性和传染性。汪伟等研究发现，地区间官员腐败行为存在着显著的策略互动，使得地区间官员腐败行为向高水平发展［5］。陈刚实证发现，中国的官员腐败率在省份间具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即腐败具有学习效应，鉴于高官具有更高威信和更大权力的特征性事实，地区间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主要来自于高官腐败的示范效应［6］。因此，腐败不仅降低了环境投资的执行力度，腐败本身所具有的策略互动性和传染性更是激化了地区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因此，腐败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行为。

　　（二）公众环保诉求弱化了地方政府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行为

　　社会公众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相应地，公众环保诉求对于企业的污染行为、地方政府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具有约束作用。中央政府的问责激励、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发生环保群体性事件的潜在风险，使得公众环保诉求形成对地方官员的压力和动力，进一步影响地区环境治理，公众诉求将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措，包括增加污染治理投资、颁布更多的环保法规等［7］。有学者进一步从侧面论证认为，政府往往会与污染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组织涣散的受害者群体［8］。为了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共赢，应该让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监督和决策，对地方官员形成压力和动力，通过增加环境投资、改善产业结构等方式来改善环境状况，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既有研究均肯定了社会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贡献，但其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公众环保诉求的有效表达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进一步来讲，公众环保诉求影响环境质量的途径是“社会公众—地方政府—企业污染”，即社会公众通过影响地方政府从而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也就是说，在地区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弱化环境治理效率的情况下，公众环保诉求可以减弱地区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行为，促使地方政府严格执法，监督和管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因此，公众环保诉求弱化了地方政府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行为。

　　（三）财政分权激化了地方政府间环境投资的策略互动行为

　　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财政上的自主权，获得了财政收入的“剩余索取权”，为了本地利益最大化，可以相对独立地制定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共政策。换言之，财政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必要的资源支配权，因此，财政分权孕育地方政府竞争，并赋予地方政府竞争的生存环境。实际上，始于1980年的“分灶吃饭”和1989年全面推行的“财政包干”制就是致力于将竞争机制嵌入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