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破解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瓶颈

　　“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的成效

　　1.一个格局变化：转变城市基层治理格局
　　江汉区通过以政府社会职能协作化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从根本上缓解了城市基层治理只见突击性行动、不见常规性行动，只见随意性行动、不见规范性行动的问题，实现了社区服务和社区协管的常规化和规范化。改革前，由于“部门分割、条条运作”和“政府过大、社区过小”等体制性问题，在“八大员”管理上，管人、管钱、管事相脱节；在社区居委会管理上，行政化严重。这种体制机制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社区服务员、社区协管员与社区居委会成员职责边界不清，常规性工作与突击性工作混同，社区工作者称之为“打乱战”。而新一轮改革将常规性事务与突击性事务分开，明晰了社区服务员、社区协管员、社区居委会的职责，实现了社区服务员和社区协管员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理顺了社区服务组织、社区协管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权责关系，初步建立了“分工不分家、协助不包办”的城市基层治理格局。
　　2.两个体制效应：破解社区体制困境，推进市区行政体制改革
　　显性效应：破解社区体制困境。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亟须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各行政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部门垄断、各自为政的问题；二是社区服务站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顺，社区居委会要么行政化，要么边缘化。江汉区通过重建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重建街道大部门协作机制，一方面解决了“八大员”管理机制不畅问题，理顺了社区公共服务中的权责关系；另一方面既回归了社区居委会自治性质，又避免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和边缘化，还盘活了社区居委会这一传统组织资源，确保了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潜在效应：推进市区行政体制改革。“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对市区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必然会产生一种倒逼效应，自下而上推进市区行政体制变革。这是因为，如果市区两级政府仍然采取条条运行，街道和社区实行综合服务和综合管理，在“下改上不改”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新旧体制的冲突及衔接问题，职能部门可能会进一步地成为任务的“发包方”和“考核方”，街道行政机构会进一步地成为任务的“承包方”和“被考方”；职能部门可能会“下任务而不下经费”，街道行政机构可能会“接任务而没有经费”。所以，理顺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街道行政机构关系必然要求理顺政府部门与街道行政机构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江汉模式”的新一轮改革必然会对市区行政体制创新产生巨大的压力和推力。
　　3.三大效能提高：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效能
　　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效能。通过改革，从根本上缓解了社区公共服务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