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的制约应“再走一步”
| 楚歌”的不是违法者，而是护法人。“白宫书记”并没有因为央视曝光而“权威尽失”，并没有因为千夫所指而“引咎辞职”，更未受执纪执法部门的严厉追究。举报“白宫书记”的李国福，不仅没有受到党委政府的“表扬鼓励”和执纪执法部门的保护，反倒成了“犯罪分子”，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四处流浪，东躲西藏。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被央视曝光、被国人痛骂的“白宫书记”，居然可以强制司法机关对举报人及其家人、亲属进行逮捕和关押。在张治安的铁腕统治下，颍泉区党委政府成了张家的“衙门”，颍泉区执纪执法部门成了张家的“专政机关”。在“白宫书记”的授意下，区纪委、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法院及区人事局等多家部门和单位，结成一帮，罗列罪名，栽赃陷害，对举报人提起“公诉”和“审判”，致使举报人锒铛入狱，双目失明，并“自杀”狱中……封建王朝的“株连”同时上演，举报人的老伴及其子女4人先后被关进精神病院，举报人的女婿被逮捕判刑坐牢，受株连的多达41人。如果不是《中国青年报》揭露“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的报道再次引起国人关注，也许张治安的恶行还在继续。 毋庸讳言，权力失控已成为引发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黑道横行、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的主要根源。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制约权力，已成为执政党不容回避的紧迫问题。 二 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能否有效制约权力？笔者的回答是：能，但要创新机制。 假如对权力的制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即凡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能从制度文本中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旦“应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做了”，都会无一例外地“自食其果”。由此推演开来，凡中国公民，包括身处境外的中国人和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都能从中国的制度文本中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旦“应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做了”，都会无一例外地“自食其果”。 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约束纲纪的时候“再走一步”，将监督与惩治的触角延伸到执行终端，形成一条环环紧扣、相互钳制的执行链条，让失职渎职和贪污腐化分子、违法犯罪分子无处藏身，也让忠诚敬业、廉洁奉公、正直无私、能力出众的人脱颖而出。 其实，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并不是很难。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国不是有行政问责吗？笔者认为：现在的行政问责，对制约权力滥用作用有限。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甚至连“规章制度”都谈不上，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在我国，较早的行政问责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专门针对某些重大事故责任人的。这种问责的力度虽然大得像风暴一样，却是被动的。几乎所有的问责，都是媒体曝光在先，问责风暴在后。因此，这种问责，“问”不出整个干部队伍的廉洁高效，其作用有限。 我们所期待的问责制，绝不仅仅是指向重大事件、重大事故发生后的危急时刻的问责，而是贯穿于各种公务活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过程之中的“法定问责”。 我们所期待的问责制，不仅要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因为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