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我国整体性治理的分水岭及完善之策——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李墨洋 曹冬英 　　

　　碎片化状态降低应急物资供给能力。从我国某些地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情况来看，缺乏专业的应急物资管理队伍，有效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要是公务员、社会团体成员、企业相关人员及武警等，以上各主体在疫情暴发之前相对独立。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某些治理主体未能有效参与应急物资的供给，降低了防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效能。

　　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较低。众所周知，集中制是我国行政体制的特色，政府通过科学分析和民主评议，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对社会和基层各项资源进行调动，反应速度较快。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动员模式较为有效。不过，这个动员模式也存在某些问题。一是灵敏度和柔韧性较弱，在突发的重大危机事件初期会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二是诸多公民并未明显展现出创造性和主动性。［1］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其对各级党委和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体系建设造成影响，而且易形成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等情况，难以形成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实体和虚拟相结合的整体效能。

　　三、分水岭过渡路径：从非平衡状态重新回到平衡状态

　　（一）完善治理体系，强化组织领导

　　构建协调联动的应急管理机制。在应对数字时代重大危机事件过程中，必须着力催生跨部门、跨主体、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系，加强部门和区域的合作交流，明确责任与分工，避免在重大危机事件中出现推卸责任、不担当和不作为等现象。与此同时，根据重大危机事件的规模、层面和损失程度，建立完善的社会公共应急机制，逐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为有效应对重大危机事件提供有力保障，在领导结构层面，顺利跨越治理分水岭。

　　健全重大危机事件的风险评估机制，制定科学有效的重大危机事件预案。一方面，排除隐患。预防工作机制要完善，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各项工作开展有效专项整治，提高综合治理能力，争取达到群防群治。另一方面，科学制定评估体系。评估考核指标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要能够准确反映实际情况，推进各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优化重大危机事件应对结构，提高各主体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效能。确保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时，能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并协同应对。在领导结构层面，实现治理分水岭的顺利跨越。

　　（二）增强应急物资供给能力，完善供应体系建设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快递物流企业向园区集聚，为建设分布合理、响应迅速、运转高效的应急物流管理体系提供良好的建设保障基础。有预见性地筹备各类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