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政治重塑与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梁承碧

　　如今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快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新中国政制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展现，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广泛认可。这也足以让人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重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成功。

　　二、“大一统”政治重塑下民主构建的独特规定性

　　新中国的国家构建表现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塑，但重塑并非对于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为作为现代政治之标志的政党被引入政制构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与人民主权原则的融合。因此可以说，“大一统”政治格局重塑与中国式民主构建是紧密关联的。

　　在这种关联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从技术性层面理解中国民主构建的目标模式。“大一统”政治的精髓，一言以蔽之，即政治一统，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点：对政治权威或曰政治核心的尊崇（在旧型“大一统”中，政治核心是王者；在新型“大一统”中，政治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国家疆域的统一，以及相应的治权、法令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新型“大一统”中，由于人民主权原则的融入，整个政治架构就具有了民主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直接制度体现，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权威，也是遵从人民主权原则的，因为党的根本性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主张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才能确立为国家意志。可见，在新型“大一统”中，政治一统与人民主权是嵌合一致的，其民主性质不容置疑。当然，这种民主主要呈现为实质民主而非形式民主，这是其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显著区别之一。另一个显著区别即在结构上强调政治核心的体制内性及其稳定性，而在功能上强调围绕政治核心实现政治统一和政治整合。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中国式民主不是自由民主模式或其他什么民主模式，而是带有浓厚中华文明色彩的“整合性民主”［3］。

　　在“大一统”政治格局重塑的语境下，认真审视与这一语境相契合的整合性民主模式的构建，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独特的规定性。

　　第一，国家构建或者说国家整合与政治一统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逻辑上的优先性，在这里可以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一是发生次序上的先在性，二是事物构成上的基础性。徐勇认为，中国是民族国家构建先于民主国家构建。［4］这一论断稍欠粗疏。实际上，从建政来看，新中国的国家构建与自上而下的民主构建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从国家构建与自下而上的民主构建的关联来看，徐勇的断言则比较符合事实。我们说国家构建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就是考虑到了这种复杂情形。可以说，这种逻辑上的优先性乃是历史形成的。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社会，中国地域之差异性、民族之多样性、文化之多元性、发展之不平衡性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来自上层呼唤的政治稳定重要性远大于其他因素”［5］，非政治一统无法维系统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