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权力重构与渐进调适：基于城市封闭社区治理变迁的考察分析／胡贵仁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城市更新正是科层体制与资本力量共同发挥价值效用的实践过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增长机器（城市增长联盟，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市场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大力推动下，城市封闭社区实现了自身从无到有的阶段性发展，而借助于资本力量进行城市增量建设所取得的现实成效又将对地方政府的“赋权”行为产生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基于上述行动逻辑，为进一步加快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的周期循环，完善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同时节约开发成本，各地方政府对于自身所拥有的主导权力进行了更大幅度的空间让渡，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将城市社会治理的权力与责任过多地“转嫁”给私人资本，造成私人空间的尺度对公共空间的割裂碎化，并形成排他性的居住空间单元及封闭社区规模化蔓延的城市形态。［3］

　　如果说城市封闭社区的兴起是“隔离式—共存”的空间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那么其规模化扩张无疑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内卷化—排斥”的社会空间效应。这里强调的“内卷化”效应是指民众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由门禁、围墙等物质空间屏障围合而成的城市封闭社区中产生的心理层面上的隔阂感，这种隔阂感的存在往往容易让人形成一种自愿性隔离的行为趋向，使他们更愿意生活在有限的封闭性空间中，断绝与外界的沟通交往，不主动寻求改变，同时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私人空间场域内进行小范围和低频率的社会活动，造成不同阶层群体间的分化效应，从而形成一种城市社会“内卷化—排斥”的居住空间样态。

　　（四）权力资源回收：街区制社区的探索式改革

　　通过对城市基层社区典型样态的分时段梳理可以发现，其在经历传统单位大院的历史性成长、城市封闭社区的渐进式兴起与规模化蔓延等具体发展阶段之后，即将迈入街区制社区的探索式改革时期。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和精明增长等规划建设理念的主导逻辑驱使下，城市封闭社区的数量规模呈现出短时间内迅速增长的发展趋势，该类社区在扩张蔓延的实践过程中衍生出了一系列城市空间领域的转型重构效应，主要包括物质空间对交通路网布局的结构性制约与社区空间正义上的严重失衡，精神空间对民众群体围墙依赖情结与身份认同效用的强化以及社会空间对贫富阶层差距的拉大与居住隔离现象的外显等。［4］其实，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进行城市规模的增量建设与城市空间的存量开发固然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手段方式，但资本天然的趋利性导向，使其在为地方政府解决资金短缺等难题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占据城市空间开发建设中的优势地位，进而诱发城市空间的非正义等问题。

　　因此，为消弭城市封闭社区带来的诸多负面空间效应，强化不同阶层群体间的社会资本联系，进一步建构“差异性—融合”的城市居住样态，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展了以推广街区制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探索式改革。总体来看，不论是通过政策意见的形式对城市空间提出规划指导，还是真正参与并主导公共空间开发建设的实践过程，对于城市封闭社区的转型开放抑或街区制社区的落实推广而言，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是城市政府对已让渡空间发展权的再次回收。

　　

　　三、渐进调适：城市封闭社区改革走向的路径依赖

　　

　　实践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