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征地冲突与消解机制研究：基于退出成本博弈视角／王金环

　　再次，退出成本引发冲突失控。随着博弈双方不断加码，冲突不断升级，最终的结果超出控制，任何一方想要退出已经不可能，双方只有不断坚持下去直至一方无力反抗才能够终结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下，博弈双方都会尽自己所能参与到冲突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暴力事件、恶性事件，甚至有可能造成违法犯罪。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是这样引发的，其导火线本来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在规模、范围上都超出了原本双方的可控范围，最终演变为集体冲突。

　　退出成本是造成博弈双方冲突的重要视角，沿着上述逻辑与规律，本研究对征地冲突进行分析，探究征地冲突双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以退出成本为起点，以消除冲突为终点。

　　

　　二、征地冲突中博弈双方的退出成本

　　

　　（一）征地冲突中农民的退出成本

　　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受到的卷入机制尤为明显，面对着高昂的退出成本和稀缺的退出机会，农民很难实现全身而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被动接受征地与无法主动退出。政府主导是中国治理模式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威权政府的管理更为典型。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并且公民意识相对缺乏，对于政府的任务即使有怨言也会去执行。征地同样如此，征地属于政府行为，是否进行征地、征地面积、征地时间、征地区域等都是由政府决定。在政府决策之前，农民无法选择是否被征地；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后，农民无法选择不被征地。这就意味着，农民是被动地进入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虽然法律层面上设定的听证环节确定了农民知情与参与的权利，但在实际中，农民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只有被动接受的义务，并且一旦土地被征用，则农民无法要回、无法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去争取更多的利益来安抚被动接受的情绪，弥补失去的土地。

　　其次，一次性博弈引发的高度补偿期望。对于农民个体来说，其与政府之间的征地博弈是一次性的，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土地承包周期的延长。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国家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就意味着，土地被征收后很难归还，农民期望通过土地征收补偿来为以后的生计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农民对征地补偿有较高的心理预期。对于农民来说，再次被征地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征地补偿只有一次，也就会对其产生较高的心理预期。农民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会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补偿，但政府要依法行政，按照规定数额进行补偿，这样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就形成了。

　　再次，面子观造成的退出成本加码。在乡村场域内，面子作为一种社区性货币是相当受农民重视的。［3］对于农民来说，面子就代表着自己的声望、评价和社会地位，即便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农民也会硬撑。如何去衡量一个人的面子大小？其标准是多方面的，征地补偿也是标准之一。获得的征地补偿越多，意味着自己的面子越大、社会地位越高，即使是土地位置的原因也会被农民归因为面子。相应地，如果征地补偿少，对于农民来说也就是面子小，特别是当补偿少于其他农民时，这种反应更为明显。面子观使农民之间有意识地形成一种竞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