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与党建创新/罗小艳 刘 崧 　　

　　可见，在一个广泛流通的陌生化社会，单纯的礼治已然不能适应秩序建构的需要，法治成了客观诉求。礼治向法治的过渡，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宗法制向郡县制转型的需要，也反映了当今中国从前市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型的需要。但要明白，法治只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一种健全的有生命力的秩序不能只有强制性的规定，不能只是让人们明白什么不能做，还要让人们明白什么应该做甚至如何做——这是“礼”的意义。法治只是一个外延性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需要填充积极的精神内涵，让外在的限定与内生的动力统合起来，即法治外延与礼治内涵之统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道互补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基本结构，具体表现为历史必然性。根据儒道互补的原则，需要充分保障民众的自主创造能力，尊重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在制度建构与政治运作中落实儒道互补的精神。需要强调的是，道家在洞察历史自我批判的辩证逻辑上优胜于儒家，而儒家在感化人的心灵上优胜于道家。故而，儒家的积极有为应当纳入道家自然无为的总原则之下，而儒道衍生出的法治外延应当植根于儒家的礼治内涵之上。唯其如此，方能相得益彰，两全其美。

　　儒与道的有机融合体现为中华文化的中道（中庸之道）精神。自觉传承这一中道精神，既是文化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明乎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也就是践行尧对舜意味深长的嘱托：“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2］388践行儒道互补之中道，中国共产党之所“做”，就会不断绽放出其所“是”，不断敞开中华民族未来的“正”义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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