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背景下的家长式领导研究分歧整合与展望/涂玉龙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涂玉龙日期：2018-08-31 10:19:46

父亲权威，即父亲的形象，他是个可靠、权威并有严格纪律的人，他被认为会毫无疑问地理解孩子的需求和利益，对自己的孩子怀有真诚的善意，即使他对孩子行使了绝对的权威。在拉丁美洲，父亲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管理风格。根据Boyer的研究，家长式领导是由传统的家庭角色和传统的天主教戒律衍生出来的，他们将员工视为家庭成员一样照顾和管理，尤其在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让员工感到安全和受保护是很重要的，这使得家长式的领导风格在经济复苏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中成为一种有效的领导风格。在中东，领导力的概念植根于传统的军事概念，这加强了威权的领导实践。Westwood认为，家长式领导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是有效的，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价值观所追求的顺应与和谐。

　　三、家长式领导的有效性检验

　　绝大多数关于家长式领导的研究集中在家长式领导的有效性上，其研究广泛地在中国企业的情境中开展，因为有些家长式领导的关键元素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4］，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宗法制度。在三位一体的家长式领导的模型中，家长式领导的不同面向在个体层面上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威权主义会让人产生愤怒的情绪，使下属产生对上司的恐惧；领导者在组织中展现的威权程度越高，越容易刺激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发生，减少员工的建言行为。在团队层面上，它会对团队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但Farh等人发现，威权主义与下属对他们的上司的恐惧有积极的关系，这反过来又与组织承诺有关。相比之下，仁慈领导和道德领导却能提高领导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员工的建言行为，对组织承诺和团队绩效均能产生积极影响。道德品质是领导行为的基础，道德领导不仅植根于儒家思想，而且在西方社会也被强调。后续研究也发现，德行领导稳定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场域，一个不道德的领导者很难被认同，也许有时候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个领导者，尤其在有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中。Pellegrini等在对家长式领导的普适性检测中，对印度与美国的家长式领导的有效性检测发现，在两种文化背景下，仁慈领导与领导成员的交流和组织承诺有着积极联系，并认为家长式领导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推广。由此可以判断，道德领导和仁慈领导无论是在非西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家长式领导三个面向之间的交互效应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家长式领导行为的各面向具有交互作用，特定面向的行为组合可能会产生特定的效果。绝大多数研究探讨了两维交互的效应，如在中国情境下恩威并重的有效性，即仁慈与威权的交互作用对成员的上下互动关系与领导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仁慈与威权对员工的认可、顺从和知恩图报也产生了同样的交互效应。还有研究发现，仁慈领导与德行领导对下属的反应与态度也有显著的负向交互作用。

　　四、文化差异下的家长式领导的整合

　　以上文献的回顾表明家长式领导研究的分歧观点并不是源于西方和非西方学者之间的感性差异，这种分歧是他们对不同领导结构关注的直接结果。家长式领导的三位一体量表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一些学者将威权主义作为研究的焦点，另一些作者却关注仁慈领导。虽然过去绝大多数华人家长式领导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威权、仁慈、德行领导三元分立的理论模式［4］，但在其他文化场域中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针对威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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