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在改革创新中的四维功能论析/徐成芳 闫义夫

　　功能二：降低改革创新成本

　　任何改革创新活动都是需要成本的。在经济学中，成本就是指资源的投入使用，而所有改革创新活动无不涉及资源的使用。改革创新活动要达到预期目标，一定会消耗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改革创新中的成本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关于改革创新活动的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二是清除旧政策或旧制度的费用,三是改革创新活动所造成的损失,四是改革创新活动中的随机成本。改革创新主体进行决策时，主要是基于成本—收益这样的框架逻辑，即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时，改革创新主体才会有意愿去提供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如果预测成本高于预期收益，改革创新主体则不愿去提供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理性的改革创新主体所遵循的是改革创新活动效用最大化原则，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行为。渐进式的改革创新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治理理念和进行的战略部署，但对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小面积、小范围、小规模的试点工作即便是遇到改革创新失灵或改革创新失败，也可以及时刹车止损，从而将改革创新失灵或失败的成本框定在一定范围内。这远远低于由贸然的全局性推进而导致改革创新失灵和失败所消耗的成本，可以将改革创新成本降至最低程度。此外，“政策试点”的试错经历，可以为其他潜在改革创新主体提供借鉴、吸纳、整合的经验，降低试错成本。改革创新很大程度上就是积累经验、总结提炼、把握节奏、面上推广的过程。“政策试点”类似于政策模块或制度模块，它是一个或者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单元组件，可以与其他政策或制度组装整合在一个大的改革创新系统中。模块化的试点工作实行不同形式的配置和调适，为其他改革创新主体提供直观的成本或收益样本信号。与此同时，这样“解剖麻雀式”的试错可将最初的成本平摊、转移、消化、辐射到其他领域、区域和行业。“政策试点”作为先行者和探路者，有效降低了整体性改革创新活动的成本支出，“每走一步都为下一步的过河奠定一块新的基石”［2］403。

　　功能三：化解改革创新阻力

　　改革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形式，涉及固有利益格局的分化与重组，然而这样的分化与重组又为中国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但同时，由于人们的价值偏好千差万别，以及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关系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改革创新推行阻力在所难免。推行阻力很大程度上受到现行政策和制度的沉淀成本制约。沉淀成本可能是有形的，如资本、物质等，也可能是无形的，如心理上的焦虑、不安等。“异议和阻力或源于旧观念、老框框的思想束缚，或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或是囿于部门、地方利益的偏见。”［2］402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得不考虑现有政策的影响，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