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邓顺平

　　“三有一化”党建创新吸收了区域化党建等的优势，更具系统性特征，在配齐骨干、活动场所设施标准化建设和资金投入方面，都有相应的举措。如上海市为每个街道配备20名专职党务工作者，北京市连续多年推行“大学生社工计划”。不少地方通过采取上级支持、建设配套、社区自筹等措施，推动社区办公用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并积极探索发挥场所设施服务党员和服务居民群众双重作用的有效途径。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增加民生保障和为民办实事经费，带动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民生的改善。如上海长宁、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地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解决街道社区的民生问题。

　　三、党治基层的现实困境

　　以上这些创新实践虽然形式不同，但其相同之处在于：从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为主的小党建，转换为提供公共服务和注重社会治理的服务导向的大党建；通过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整合区域内各类资源，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适应开放复杂社会的互动共治体系。这些以党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创新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也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绩效和水平，但也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

　　（一）权威主义和行政化思维

　　当代中国，党和国家（政府）常以一体化形式出现。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众来说，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都可算“政府”。在这种“大政府”和“政府无限责任”理念下，基层治理往往存在边界不清的问题。目前在有关党治基层的创新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似乎无所不能，不管是经济活动、民间纠纷还是扶贫事业，无所不管。此外，不少基层党群组织事实上承接了不少政府“放、管、服”的职能，从党政机关同属“大政府”的角度看，“放、管、服”容易流于形式，政府越位的问题仍未解决。这反映出一种权威主义的治理思路和行政化思维，这既与党的价值追求相悖离，还会导致党组织自身的科层化和不断膨胀，更难以适应现代复杂社会、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

　　（二）党组织的行动无行政权力依托

　　基层治理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可用资源和现实行动能力。传统党组织因为有行政权力这种最直接有效的治理工具，所以有着很强的现实治理能力。随着“两新组织”党建的开展，很大一部分党组织开展活动无法再依托传统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需要寻找新的治理方式和工具。目前，随着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全覆盖党建模式的开展，党的组织越来越多地进入“两新组织”。然而，这种进入更多的是完成一种政治任务，是为了造就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内嵌党组织的目标和原有的组织目标并不一致甚至冲突。如现有的“两新组织”党建，一般都有文件和牌子，不少还有工作室，但组织生活和党员活动很少开展，也没能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