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璩甜甜 肖家美

　　（四）传统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

　　我国具有两千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封建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如礼乐秩序、至高无上的威严、惩治贪官酷吏和轻徭薄赋等行为征服民心，统治者宣扬君权神授，封建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亲和力”根深蒂固。由此，农民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导致他们的生存状况变差的根源。首先，在封建王朝，地方官僚由中央任命，对君主负责，官员及其僚属缺乏为民请命的政治动机。有学者将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界定为“官督商办”，即皇权的实际运作由胥吏来完成。［6］其次，地方政府直接与农民接触，地方官吏的行为也容易被农民注意，中央对地方官员虽具有一定的监管权和任免权，但天高皇帝远，“不入流”的胥吏腐败直接导致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作为缺乏认同感。所以，时至今日，传统政治文化下对中央的高度信任和对地方的低度信任在农民心中仍具有相当影响，央地信任差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的后果

　　（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阻力重重

　　“央强地弱”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一旦形成，就会使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大打折扣。首先，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会形成心理偏见，即使政策是对的、是于民有益的，也难以讨好民众。正如塔西佗所论述的，当政府处于不受欢迎的阶段，无论政策好坏都会得罪人民。与基层政府相比，农民心理上更倾向于向上级乃至中央政府表达诉求。其次，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其主要职责便是落实上级政府及中央的各项涉农政策，农民人数众多且地域广泛，而基层公务人员数量匮乏，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存在为数众多的临聘人员。此外，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缺乏工作激情，安于现状。这些都不利于政策执行，无形当中使农民与基层政府渐行渐远。

　　（二）地方社会稳定存有隐患

　　亨廷顿（1989）曾说，现代性孕育着政治稳定，但现代化过程也滋生着政治不稳定。也就是说，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与稳定因素相伴相生，一旦条件具备，不稳定因素会以压倒性优势主导社会发展局势。在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下，农民对政府的信任随层级递减而递减，农民对基层政权的高度不信任会滋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亨廷顿（1989）指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关联，即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社会活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换言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农民心理预期与实际需求供给之间存在差距，农民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降低会促使基层政权陷入治理无效的境地，农民遇到利益诉求时，会采取非理性途径或者非制度参与方式，如聚众闹事、越级上访等。反过来，地方社会不稳定也会进一步削弱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三）农民社会信任难以维系

　　福山认为，信任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特征，是人们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合作的社区或群体中，从群体或组织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