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性难题及破解思路/丁长艳

　　第二，改革体系内外的动力与压力失衡。长期以来，中国的官僚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都是遵循“刺激—反应”模式，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往往表现为体制性迟钝，呈现反应的滞后性、行为的短期性、手段的策略性等特点。社会公众已经不满足于个体“磨洋工”式的日常反抗，严重时演化为频繁的有组织的抗争性行为。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官僚体系出现改革性难题的根本原因，给地方与基层官员造成外部维稳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初期阶段没有大规模地开放公众参与。何时开放？开放几何？如何开放？改革的时机与方式都很重要。

　　三、解决改革性难题的对策建议

　　此轮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负责制政府，而改革又需要负责的领导干部，需要一套新机制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悖论，需要激活和重塑党的领导形态与功能。从政党治理角度看，中央向地方“上收”一些“法外权力”，即通过地方巡视和党内教育活动，把一部分主体的“权力关进笼子”。通过两轮党内典型的教育活动和日常的巡视活动进行治标式的作风整治，借助《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进行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的双重约束，再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组织生活角度进行治本式的巩固和保障。这一系列的党风治标过程已形成了一定的震慑力与约束力。到目前为止，这个工作是通过政党系统的“管理党员”的执纪方式运行的。

　　针对上述改革性难题还是要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我们必须克服“改革疲劳症”，防止“改革疑虑症”，要把“改革促进派”用起来。防止改革性难题演化为系统性的改革危机，要从整体上做到改革目标“瞄准方向不打偏”，改革过程“对症下药不走偏”，从思想、制度、资源与行动等方面系统考虑。改革的集成性“要求有更精准的节奏把握、更有力的流程控制”［8］，因而必须解决如下四个关联性问题。

　　一是解决改革的动力源问题。这是个制度问题，要通过制度激励和保障，形成落实改革的内外动力。从组织管理学角度看，组织的动力主要源自两类：内部动力和由外部压力转化的内部动力。从目前来看，有权威有担当的顶层设计队伍已经有了执行组织，即以中央深改组为代表的各类小组。在中央和地方大规模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条件下，改革需要空间和弹性，通过建构有保障的“试错型”改革探索机制，给地方干部的创新以制度化的支持和保障。另外，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