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环境事件中政府消极责任追究困境研究/顾 杰 赵远风

　　（二）认定困境

　　消极责任追究的认定困境是指责任主体不明、责任大小不明，这是现阶段最普遍、最主要的困境。责任主体认定上的困境导致问责错位，甚至缺位。在天津港“8?12”重大爆炸事件中，“肇事者”瑞海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存在10多项不合法现象，如《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第六条明确规定“1000米安全红线”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条件，但在瑞海公司600米外就有居民区。在明显违反这一法律要求后，瑞海公司依然正常经营多年，相关责任人难脱干系。在实际追责中，具体的责任人及责任大小难以明确，而为了回应民众，往往会追究存在“显性”失职或过错的部门或领导者的消极责任。此外，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阶段往往会涉及不同部门甚至不同地区，如山西苯胺泄漏事故涉及山西、河南、河北三省，部门间、府际间的协作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期、重建期显得至关重要。在突发环境事件中部门间、府际间的合作可以是主动型、搭便车型、顺从型、被动型［3］，不同合作类型的协作方式、协作行为不同、应急救援效果不一，我们无法准确辨别各部门、各级政府在这个过程的责任大小，以及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最终导致消极责任追究的错位或缺位。

　　（三）执行困境

　　由突发环境事件中政府消极责任追究的信息困境导致认定困境，进而导致执行困境。一方面，表现为消极责任追究的缺失。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我们可以知道，3%的突发环境事件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其余97%属于非自然灾害造成，也就是说，突发环境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我国政府部门被追究监管失职的较少，平均每年不足20件，而追究企业环境污染罪的从2012年的32件上升到2014年的988件。很多时候，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出于问责成本考虑，忽视责任主体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失职。另一方面，表现为消极责任追究程序的随意性。依法追责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但目前我国问责制度刚性不足导致人治为主、法治为辅，甚至有些领导打着法治的口号实行人治。消极责任追究的正常程序应包含问责的启动、调查、处理建议、处理实施、后期跟踪。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以行政责任代替司法责任的现象，而且实施和后期跟踪两个阶段的监督是缺失的，被追责官员接受惩处后仍在原职位工作或官员“带病”复出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