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中）学术推介

　　于明涛、杨静、刘浩在《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一文中以政府规制的制度环境为切入点，在实证检验文化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的基础上，深入探析了政府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效应：文化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和股权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其中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在政府薪酬规制的调节作用下，货币薪酬和股权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由正转负。文化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管理层权力强化了这一负向影响，从而得到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一是在薪酬改革中应进一步减少货币薪酬的固定部分，扩大高管货币薪酬中与业绩挂钩部分的比例，使绩效成为决定高管货币薪酬的关键因素，从而提升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同时，基于股权薪酬的显著激励效应，应该不断完善管理层持股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提高股权薪酬等中长期激励的比重，从而实现管理层目标与所有者目标相一致，并有效调动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监管与高管职位相联系的履职工作保障和必要业务支出等在职消费的具体项目、开支范围和标准限额，坚决杜绝与企业经营业务无关的在职消费。三是应在将文化企业高管具体划分为行政任命型和市场化选聘型两种类型基础上，由市场机制决定市场化选聘型高管的薪酬水平，充分发挥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的内部治理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化选聘高管薪酬的不当干预。四是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责、权、利相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限制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过度集中，降低文化企业高管的权力寻租空间及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