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基本内涵、转型困境与发展路径/马胜强 吴群芳

　　政治过程是将社会中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要求转变为政府付诸实施的政治决定的过程。在当代中国，这一过程是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的［7］。因此，考察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的运行逻辑，需要从群众路线的内在结构入手进行分析。毛泽东曾对群众路线做出系统的完整性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8］。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的意见并不是由群众自身来向党组织表达的。这不是说人民群众没有利益表达的意愿和行为，而是人民群众的表达行为无法在有效性意义上构成政策输入的利益表达行为。一方面，由于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党政干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地深入基层、考察群众意见，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群众的具体意见千差万别，这就需要站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位置来考察群众意见，并对群众意见进行一定的总结和集中，这种总结和集中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而是对群众意见的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这样才能把代表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意见和要求输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系统。这显然不能依靠群众自身来实现，而需要党政干部在对群众意见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代表群众进行利益表达，从而实现有效的政策输入。正如邓小平所说，“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9］。在这个过程中，党政干部以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标准，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对人民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系统性的整合，在有效性的意义上代表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表达，从而构成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运行的内在逻辑。

　　三、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的转型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层面的巨大繁荣，也使不断分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1999年已经达到0.397，到2014年则上升为0.469。正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及由此引发的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通过影响公共政策改变自身利益状况的主观意识，并造成各种社会利益诉求的表达急剧膨胀，给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从而在协调性和适应性方面产生一定的转型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的主观性易导致政策问题认定的偏离。在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运行过程中，对群众要求的认识和采纳主要取决于党政干部对政策问题的感知和判断。由于各级党政干部在具体政策问题上的价值观、政策倾向必定有所不同，就造成对群众要求的主观认识与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