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协商主体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及其分析应对/郭 鹏

　　第三，声望。在影响基层协商平等性的诸要素中，声望不像权力和财富那样显而易见，却不容忽视。在农村基层协商中，有些参与者并非村“两委”成员也非私营企业主，却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如离退休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及强势家族的族长等。城市基层协商中的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等也属于类似情况。在企事业单位的协商中，有些年龄大、资格老的参与者虽然职务和级别不高，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究其原因，他们优势地位的获得不是依靠权力或财富，而是类似于韦伯在阐述其分层理论时提到的声望。这部分人凭借其学识、经验、资历等获得多数人的肯定性评价和社会承认，在基层协商中具有超出一般人的影响力。

　　第四，能力。如果侧重从静态角度论述社会分层，那么权力、财富、声望三个维度已经能够把问题大致说清楚。但除此之外，作为不断变化着的地方实践，参与者的能力差异往往在具体协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参与者并不掌握权力或者财富，也没有足够的声望累积，但能够很快熟悉协商程序和协商规则，也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热情。“通过调查分析，有意参与协商的公民似乎有集中在高教育程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人士的迹象”［5］。或许这类参与者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与众不同，但通过发言辩论逐渐获得了其他参与者的信任和支持。借助基层协商这个平台，他们理性思辨、条理清晰、擅长说服的能力得到体现。此时的他们在协商之外仍属于普通民众，协商之内却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受重视程度等方面区别于普通民众，属于基层协商中的精英群体。

　　四、有效应对主体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一，坚持主体范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村（居）宣传栏、社区BBS、业主微信群等方式，提前公布协商事项、参与范围、时间地点、程序规则，征求民众意见。在划定参与范围时，应消除那些阻碍民众参与的附带性限制，让普通民众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自由参与协商民主的权利。“要尽可能囊括所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努力改变利益表达机会不均衡的状况”［6］。发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新应用的积极功能，创新协商渠道和协商手段，降低参与者的交通和时间成本，保障每一位民众的参与权利和机会。

　　第二，创新协商方式与协商规则。合理产生民众代表，例如，在农村地区“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每个村民小组由村民选出若干名村民信得过的、文化水平高、有参与能力的代表参与民主协商”［7］。探索代表制与民意调查相结合，在协商之前、之中、之后开展民意调查工作，广泛搜集整理基层民众所感所想和对协商工作的评价。尝试分组协商，将较复杂的协商事项划分为几个部分，由几组参与者分别协商，通过比较各组的协商意见来制定公共决策；必要时可以进行多轮分组协商，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