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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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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前沿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杨 蓉 日期:2024-03-19 09:16:11
,有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理论进行再审思,厘清其局限性和矛盾性,对这一以冲突为主基调的文明范式做出修正。
  (一)理论上的割裂性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与“野蛮状态”相对[11]19,可见文明从诞生之际就被赋予了价值取向,而且这种价值取向是西方式的,因为“文明化”的标准是由欧洲人制定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单一文明独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原因在于这种文明从相对意义上来说可能是非文明化的。事实上,亨廷顿对文明的分析是模糊不清的,他将文明与文化相混淆,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11]22。他所理解的文化主要指的是狭义的精神文化,所界定的文明则是包含人类社会各种要素、内容广泛的文化,二者的界限并不明晰,这就直接导致文明冲突论的割裂性。因为在他看来,文明属于文化范畴,文明冲突的起因在于文化认同,各文明在文化上的差异切断了文明交流的可能性,成为导致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指向的是“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他们”。文明还是有意义的实体,“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与“他们”各自独立生活,获得独属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维持文明长期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始终保持“总的生活方式”的地位,而这一地位是由人们的主观认同决定的。因而,文明若想长期存续下去,就需要不断争取人们的认同,而这无疑会加剧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亨廷顿强调异质文明间的文化认同是文明冲突的根本促动力,然而事实上,文化认同只不过是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之一,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并未在文明交往中退场。此外,文化迥异的文明也可以超越文化认同,在文明对话中互鉴共进。
  (二)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
  在方法论层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典型的唯心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逻辑理路和理论预设两个方面。
  在逻辑理路上,亨廷顿一直以爱国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自居,因而难以平衡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这就导致其理论逻辑存在悖论。一是冲突和共存的逻辑悖论。亨廷顿认为文明终将终结,且冲突不可避免,但又机械套用汤因比和梅尔科的分析框架,坚信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这无疑会弱化异质文明对于文明冲突的解释力,与他所阐释的文明冲突论自相矛盾。二是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间的因果关系悖论。亨廷顿将文明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而将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排除在外,这一观点本身具有较强的唯心主义倾向。而且,文明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因为“就文化的适应性而言,一种文化或文明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应”[17]。三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将文明结构固化。亨廷顿以宗教来划分文明版图,用僵化、静态的视角审视文明结构,认为文明间存在的地理交接线形成了文明断层线,冲突将会沿着断层线展开。然而,文明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当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时,版图结构势必会随之发生变化,原先文明间的断层线也会趋于模糊。[18]
  在理论预设上,亨廷顿强调文明的绝对对抗和高低优劣之分。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的历史具有矛盾性和对抗性,“由于文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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