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与发展：领导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周 敏

　　（三）领导理论的东方话语

　　我们在肯定领导理论的全人类属性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工业生产引发了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在西方欧美国家的勃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学科特征的领导学的理论体系。即使对领导学是否具备学科地位有很大争议，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话语主宰是管理理论、领导理论研究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既说明自20世纪以来西方领导理论取得了极大成就，也说明了东方话语近一百多年来在领导理论研究中的失声。这种差距的形成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提示了东方话语表达的迫切性。

　　古代中国在领导思想方面的探讨出发很早、起点很高，“百家争鸣”的诸子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落脚点大都是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策略，并形成了关于领导的很多论述，闪烁着思想智慧的光芒。《吕氏春秋》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而天下之天下也”，是一种朴素的权力观；《孙子》中的“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应变，可谓权变思想的萌芽；《道德经》中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是对领导境界的经典论断，也成为西方领导理论著作引用最多的东方领导观点……中国古代领导思想虽然散落于诸子百家的典籍中，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深刻表达出古代中国人在管理和领导方面的智慧水平和理论功力，勾勒出中华民族古代的领导理念和领导方法论。遗憾的是，中国本土的领导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高开低走的局面，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在全方位落后的状态下，领导理论自然也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沉寂。这种局面的打破，还是受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风气影响，一些放眼看世界的先驱者看到了我们管理的落后，开始传播西方的管理和领导理论，东西方文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始产生碰撞和交融。这种碰撞和交融的结果，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腾飞，异常活跃的工商业活动产生了对领导理论强烈的需求，中国渐渐形成了一股由从事领导实践的企业家和从事学校教育的理论研究者组成的力量，推动中国的领导理论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要研究中国本土的领导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一定是其中一个重大课题。或者说，在具备了一定的由东方话语所阐述的领导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经验的热潮又一次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摆在了大家面前。

　　主张东方话语，并非排斥西方理论，不应纠缠于优劣高下的比较，而应该立足于文化和现实的土壤，以看世界的眼光进行理论的比较、适用和转化。尤其是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走向多元并存和相互融合是全球领导理论的发展趋势，对不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