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考量与实践拓展／苏东方

　　技术理性包含研发利用技术及约束规制技术双重维度。一方面，研发利用技术要求我们在技术使用上实现“帕累托最优”，并追求核心技术特别是网络核心技术的突破。要继续革新主流价值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智媒的智慧化、便捷化功能，依托新媒体平台，打造以图文、视频、音频、直播为集合体的多样传播景观。要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优势，对网络空间进行约束和规范。要将主流价值传播、交互讨论建立在云端，继续探索“5G+VR”“5G+AR”“5G+人工智能”在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的技术赋能效用。另一方面，约束规制技术则要求我们强化对技术的监管，完善立法，严惩逾越法律底线、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管理和引导好技术开发者和媒介平台使用者。要不断加强对技术应用于意识形态治理的研究和指导，破除资本增殖的逻辑。

　　意识形态治理的价值理性是对技术本体的价值呈现和技术运用的效度彰显，加强意识形态治理要关注技术维度承载的价值逻辑，即技术创新是否带来文化范式的进步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是否能够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凝心聚力。这表明，实现意识形态治理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相统一，一方面要求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能够促进价值理性的实现，另一方面从本源上要求价值理性具有内在生命力。这种内在生命力体现在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能够在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扎根人民中实现意识形态治理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在“赶考”新征程中，我们要继续传承并发扬好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必须摒弃意识形态治理中的“笼而统之”、主流价值传播内容的粗制滥造和媒体融合中的机械式模仿，持续推动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使之成为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提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二为一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2］韩庆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话语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5）：47-50.

　　［3］PAUL C A，BARNEY W. Introduction：Cyberspace and Geographical Space［J］.Geographical Review，1997，87（2）：139-145.

　　

　　责任编辑 王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