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用权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及破解思路

　　三是环境障碍。由于法治观念淡薄，一些领导者习惯于采用强权和高压手段平息群众合法诉求，甚至不惜违法行政，崇尚暴力开路，集中表现在处理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群体性事件方面，这暴露了我国法治环境方面的现实窘境。司法系统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政府的羁绊以及司法权力配置方面的独立性不足，导致“司法公正”频遭“权力干预”，“有限权力”与“无限法律”之间位置颠倒，法律容易从“主人”沦为权力的“奴仆”和“爪牙”，看权力的脸色行事，受权力的意志左右，究竟“权大还是法大”成为“中国式困惑”。此外，民众普遍缺乏法治训练，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加之基层官员“维稳”语境下的盯梢、截访、恐吓、威胁和抓捕等手段运用，使老百姓的诉求表达渠道不够畅通，合法权益时常受到强权侵害，胆小怕事，惧讼畏法，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客观上助长了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的有恃无恐和随心所欲。

　　二、实现领导干部用权法治化的路径探索

　　法治是执政党执政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古人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只有让法治思维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本能，让依法执政成为他们的一种工作习惯，让带头守法成为他们的高度自觉，才能真正为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预期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当前，我国已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心，从以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主转向完善法律体系和加强法律施行并重。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意味着担当重任的领导干部用权法治化已是大势所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用权行令正在成为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一）谋权法治化是保障领导干部规范用权的坚实思想基础

　　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政治抱负实现的规则与途径。清朝乾隆年间，出使清朝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发现，中国的普通平民都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因此，“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国人只有升官才能发财，才能改变自己及其家族的命运。此外，追求精神享受和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也是国人权力崇拜的重要心理动因。对此，鲁迅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见解：“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为实现当官的愿望，国人无所不用其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色谋官、造假骗官等官场乱象泛滥成灾，公权私授、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现象屡禁不止，使得吏治腐败成为各种腐败的罪恶渊薮和源头活水。“水源”受到污染，“水流”岂能纯净？在这种前提下，官员规范用权的思想基础十分脆弱。从党规严于国法的角度看，实现党员干部谋权法治化，一要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着力健全和完善选人用人失误失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