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维稳机制变革：一种整体性治理的策略

　　（二）跨区域治理机制创新：中央与地方、流出地与流入地合作

　　传统行政管理纵向权力的“条条收缩”与横向权力的“块块分割”日益凸显出羸弱的困境，使得地方维稳在纵向集权上有“鞭长莫及”之感，而横向分割上又有“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困惑（刘祖云：《政府间关系：合作博弈与府际治理》，《学海》2007年第1期）。传统行政管理反思基础上的跨区域治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强中央与弱地方行政模式的客观存在，使得地方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维稳，造成财政拮据及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另外，由于地方行政区划分严格，地方维稳工作条块分割、碎片化问题突出，对地区性规模较大的维稳工作产生了制度化的影响。实现纵横跨区域治理最主要的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整合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维稳城际、区域全覆盖。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实现维稳重心下移和权力下放。下级“稳”上级才“稳”，这种客观的形势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倒逼机制，重新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解决维稳问题影响深远。目前，中央对地方维稳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给地方官员造成巨大的政绩压力，使得运动式治理成为基层常见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导致基层社会秩序的极度扭曲，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基层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治理困境。“一票否决制”的存在也成为上访群众不断闹事的主要原因，对上访群众具有激励作用，使其错误地认为只要将事情闹大，事情就会得到解决，并且从中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经济补偿，正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迫于政绩压力，地方官员被中央与上访群众牵着鼻子走，在维稳工作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中央适当弱化对地方官员的“一票否决制”并将维稳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强化地方处理矛盾的行政权，会对维稳产生建设性的作用。

　　区域性维稳大多涉及群体性的矛盾，最为突出的就是城镇化背景下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引发的问题。由于区域内众多行政单位条块分割，单个地方政府在涉及多地区的维稳工作中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例如，在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中，四川民工欠薪讨款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四川同乡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将事态扩大化。从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川同乡会”的存在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流出地政府尚未有效地建立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机制，导致流动人口外出“抱团”。而当地政府在处理矛盾时也表现得非常被动，处理结果有失公允，明显偏向当地居民，更加激化了外来群体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因而，地方与地方的合作治理成为破解区域性维稳困境的良方。创建协同机制要做到“两个协同”：一是信息协同。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在信息方面要建立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