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政治”中的角色互动与效果评判

　　其消极意义在于，首先，“剧场政治”消解了政治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的严肃性和敬畏感，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的大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把政治抬高到了普通百姓难以想象和难以企及的高端地位，而今天的“剧场政治”所表现出来的游戏性、表演性和现代性，却使得它从云端跌落人间，在公众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落差，大大消解了公众对政治的敬畏感，这反过来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其次，在“剧场政治”中，某些官员的虚假表演令公众心生厌恶，甚至产生严重的逆反和“喝倒彩”心理。某些官员“作秀”成分太多，“说得多，做得少”，其假面具、假招式、苍白的剧情、煽情的台词，都使公众从最初的好奇、欣赏演变到后来的麻木、厌恶。再次，“剧场政治”日益频繁化和常态化的出现，也使公众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表演秀”中，公众要么远离，要么昏睡，要么假装认真欣赏。最后，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剧场政治”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走向了预期的反面，也大大刺激了公众的神经，使得他们对“剧场政治”失去了好感，导致他们对“剧场政治”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这无形中放大了其消极作用。

　　“剧场政治”的根本目的在于官员的保位和晋升竞争，其全部表演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剧场政治”必须有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官场生态的复杂性和我国官员选拔制度操作过程存在着太多的干扰因素和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剧场政治”的效果评判存在太多的难以预料和不确定性。

　　陈潭和刘兴云研究了我国地方“剧场政治”中的晋升博弈，在《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一文中，指出权力意识、光耀门庭、谋生门路狭隘、面子竞争等客观现实原因，最终导致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与日俱增；地方“剧场政治”实际上是政治表象空间与媒体表象空间的两相重合，而八大因素，即政治背景、社会网络、政治忠诚、政治派系、政府绩效、个人特征、组织状况、选举投票，决定着一个地方官员的擢升；在地方“政治剧场”中，成功晋升的地方官员往往能成功营造“情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制造剧场效果，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与博得大众的认同。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地方官员的晋升往往是“政治剧场”的前台与后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通过案例研究指出，在地方“政治剧场”中，后台的政治背景、社会关系、地方主义以及政治忠诚等因素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更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前台的绩效排名、个人特征、选举投票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