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隐权力”的规避与转化综合机制研究

　　其次，要严格行政执法程序。制定统一、完整、明确、恰当的行政程序内容。在程序规范中纳入完整的程序要素，将之具体化、明朗化，并强化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保护，减少程序规范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

　　再次，要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权力主体借自由裁量权庇护、扩充权力自由度，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要充分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诉讼等方式，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完善行政救济体制内部的体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和方式的设计，增加行政相对人各个环节的参与权和救济权，防范行政行为中的权力过度自由，以此规范“隐权力”。

　　3.运用监督机制使“隐权力”他律化

　　实现“隐权力”的他律化关键是对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

　　首先，要严格执行法律对“隐权力”的规制作用。当利用“隐权力”获利的行为面临着较大的法律风险时，当事人会基于风险系数过大的压力而主动放弃该行为。因而，法律监督是对“隐权力”最有力的监督手段。

　　其次，要增强制度对权力的监督作用。要对容易滋生“隐权力”的重点环节有针对性地设计科学严密的监督制度，从而凸显制度的刚性约束优势，减少制度执行的随意性，推动权力朝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再次，要充分发挥舆论对“隐权力”的监督作用。舆论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最广泛的监督形式。公共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基于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在法定利益之外隐蔽地享受特殊利益而难以被监督的现象，一旦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众“围观”的对象，基本上就会“见光死”。因而，要把法律、制度、机制、主体四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严密、立体式的监督网络，使想借用“隐权力”牟利的人在多方监督之下无机可乘。

　　4.运用道德机制使“隐权力”自律化

　　道德机制主要发挥对“隐权力”的转化作用。“隐权力”也并非都是贬义的，部分“隐权力”就像非正式权力一样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危害，但是大多数属于中性的“隐权力”随时都可以转化，或向危害性转化，或向有益性转化，这就需要权力主体主动把握，将“隐权力”尽可能地转化为“无害”权力。

　　对此，需要道德机制为“隐权力”构建良性转化的平台。第一，强化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价值导向，让权力主体靠内生性和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形成对隐性用权行为的软约束；第二，建立系统性、针对性的道德规则，促进“隐权力”的良性转化，辅之以道德伦理相应的制度约束环境，激发公权掌握者和普通公众内心的道德力量，同时在“隐权力”向有害转化的初期给予有力的控制；第三，加快道德立法，惩罚“隐权力”的失当。当“隐权力”恣意到挑战道德的底线之时，就要上升到道德立法的高度来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