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腐后继”的成因及反腐机理

　　其三，制度形同虚设。不受节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点人人皆知。因此自交通厅三个厅长案发后，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从各自角度出发，提出要限制交通厅大权独揽，实行“由省发改委负责全省公路建设的规划，省财政厅负责管理、审批建设经费，省交通厅负责申请、使用建设经费”的“三足鼎立”式管理体制。且不说这一“三足鼎立”式管理体制近几年是否得到了切实推行，即使推行了，其限权意义也有限，因为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权制衡机制。具体而言，此管理体制只是在经费的审批、管理和使用上实行三部门分管制，无关人事安排和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在关键的经费使用环节上，没引入司法监督。再说，三部门是性质相近的同级政府部门，且不要说是否有相互监督的职权，即使有，也因为不是异体监督而难以保证监督效力。交通厅的一把手要逃避这样的监督，还不是小菜一碟？董永安倒下的无情现实已经证明，这种“三足鼎立”的监督机制不管用。交通厅“钱太多”，这些钱怎么花都由厅长说了算，对于厅长职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管，在这样的情形下，厅长不腐败也难。

　　其四，用人机制不当。河南省监察部门的材料显示：曾锦城在河南省交通厅工作期间问题就已经暴露；张昆桐在河南省建设厅时就有人反映其经济问题，后经查证，他在建设厅任职期间先后16次受贿36万元；石发亮1994年调任交通厅副厅长，在此之前他在南阳行署任副专员期间，就一次性受贿100万元。另外，这些贪官长期贪污受贿，生活作风糜烂，纪检、组织部门居然没有发现，反而让他们边腐边升。由此可见，选人用人上走过场，没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选拔领导干部，为腐败分子提供了敛财的机会。这样带“病”提拔干部，不出事才怪。

　　其五，钱太多人太贪。我们从2010年4月中央各部门公开的预算信息情况来看，总预算支出超过百亿元的部委有6个，其中交通运输部“一家独大”，预算支出超过1200亿元，其他部委均未超过300亿元。由此可见，交通部门最有钱，省级、市级也是如此。国家每年投资不少钱修路修桥，但这些钱花得到底合理不合理无人知晓。每年交通上动工的项目很多，找交通部门领导的老板络绎不绝，而交通厅长、局长的权力又太集中，这些钱到底该花到哪里、花多少合适、如何招标，往往是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交通工程历来是“金桥银路”，是利益聚集地。当看到前任和同行整天泡在“权钱交易”中悠然自得，当“权钱交易”已成为除你之外人人认可、实际执行的规则或常态，当发射“糖衣炮弹”的人如海水般包围着你，尽管你上任之初确实不想腐败，但当为官环境对你产生的裹挟力量实在太大，大到要么将你淹没在“权钱交易”的海洋里，要么你辞职不干时，贪腐恐怕就不那么让人感到奇怪了。这正好印证了那句千年古语：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其六，成本低回报高。腐败成本的低廉，使贪腐者趋之若鹜。1997年10月，河南省反贪局查证：时任河南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