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的才德与为官之道

　　一个兴盛的王朝必然有一批杰出的政治人才。相较于辅助唐太宗开创帝国、功勋卓著的贤相名将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勣等人，马周可以说无寸土之功，而且出身贫贱、地位低微，只因风云际会，有幸得到唐太宗赏识而一鸣惊人、平步青云、位极人臣，最终不仅和上述开国元勋平起平坐，甚至其所受到的唐太宗的赏识和礼遇与他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记载，唐太宗每每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这个让唐太宗一刻也离不了的人究竟有什么本事呢？

　　《新唐书》说马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也就是说，其才能不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名相傅说和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名相姜太公吕望，因此后世流传下来记载他政绩的文字很少。《新唐书·马周传》中收录了他的一篇奏折——《陈时政疏》，毛泽东评价说这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进而点评说“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能够让位列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政治家行列的两位都如此看重，马周应该绝非等闲之辈，其近乎传奇的政治生涯实在值得我们探究。

　　马周的事迹主要散见于新旧唐书和《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其中新旧唐书保存的马周史料最丰富，但也只有区区三四千字，这是因为马周的文稿大多被他自己在临死前烧毁了。尽管如此，仔细研读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马周实在是一个不循常规、不拘成法、不虚与委蛇、不彰君恶的开拓型、创新型、务实型、参谋型人才，是无论哪一位最高领导都会孜孜以求的用着顺心、使着放心、还很贴心的那一类人才。

 

　　不循常规的开拓型人才

 

　　马周是唐博州清河（今山东聊城）人，出身寒门。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门阀士族大行其道，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第”的极端注重出身高贵与否的时代，马周虽然“好学，尤精诗、传”，但要想熬到中枢要职，一展生平抱负，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周也明白这是大环境使然，所以年轻时候的马周不拘小节、落拓不羁，好不容易得了个“博州助教”的饭碗，却“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被其上级领导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马周一怒之下辞去了助教的职位，流落在山东、河南一带，结果又和河南浚仪令崔贤发生冲突，为其“所辱”。人们常说虎落平阳被犬欺，这时的马周想必终于明白：一直在基层打转转，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环境使然，也无用武之地。于是，马周痛下决心，“遂感激西游长安”。有了在基层单位长期的郁郁不得志，马周明白，自己的本事只有“货与帝王家”才有出头之日，而要想使自己的才华上达天庭，没有合适的举荐者是万万不可能的。今天看来，马周投身地位不高而对唐太宗有特殊意义的中郎将常何门下很难说是误打误撞的结果。常何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马周投身其门下后，恰逢唐太宗诏文武百官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马周就主动代劳，替常何撰写了有涉时弊的“便宜二十余事”，由此引起了唐太宗的高度重视。设身处地细想，此时的马周虽然有长期的社会底层经验，可以提出一些朝中大臣提不出的新意见，但要说这些有涉时弊的建议有多高明，恐怕也不见得。但事情的关键在于，这些意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