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问政”出实效的理念前提与制度基础

　　作为电子政务与网络问政实务的新发展，“微博问政”实践可谓是发热发烫。单就微博数量而言，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内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张志安、贾佳：《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1年第6期）。“微博问政”因其低门槛、低成本、超便捷等优势而一度收获礼赞，同时也因其虚热现象、表达不规范、信息真伪难辨等局限性而引起了一系列冷静的思考甚至偏激的批判。时至今日，关于“微博问政”的讨论已不再如早些时候那样着重于其含义、作用、优势与局限性的争辩，而是呼吁兴利避害并思考相应的操作办法。本文主要是从微博的工具性及“微博问政”的科学面切入，聚焦于更具体、更根本的要素——“微博问政”出实效的理念前提与制度基础——阐述相关看法。
　　一、微博的工具性及“微博问政”的科学面
　　作为传统博客的变体，微博以其140个字符即70个汉字的短小篇幅优势居于迅捷沟通手段之列。早些时候，微博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充当私人交流的纽带，如今，微博业已活跃于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其在推进公益、限制公权、促成民主对话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致收获了“微革命”的冠名及“微博不微”的盛赞。
　　就微博在公共生活方面的应用而言，“微博问政”可谓是当前实践的先锋与大头，相应地，关于“微博问政”的含义与特征、作用及优劣、与其他问政形式的关系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讨论也已兴起并日渐增多，在这其中，对“微博问政”何以出实效、何以持续发展等观点的阐释成了各种学术性与非学术性讨论的重头戏，本文的立意与行文正是获益于这一大背景、参照于既有相关观点的。
　　这里首先要阐明的是，“微博问政”这一以微博为关键载体、以非面对面的双向信息交流为基本途径的问政形式在本质上仍然如电子政务或网络问政一般，仅是一种技术之于公共目的的应用。首先，作为“微博问政”关键载体的微博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其“物质构件代表的仅是一个潜在的能力；只有当智力结构开始使用它的时候，技术才会对个人和组织产生实际的作用”（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其次，作为“微博问政”基本途径的非面对面双向信息交流和其他的民主参与途径一样，具有科学面与政治面的双重性质，而且因为“键对键”的特征，其政治面中基于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庸俗政治面有可能、也有条件远胜于基于公益的民主政治面。
　　由此看来，“微博问政”要出实效，既要切实体现其“问”这一核心，发挥其双向沟通交流的民主参与价值，还“有赖于恰当理念的指导”（杨守涛：《充分发挥微博价值须把握好其技术性》，《晶报》2011年8月26日）和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微博问政”实践与理念完善和制度健全的互生互长关系，毕竟理念不会完全凭空产生，制度也不会完全先验地存在。
　　二、“微博问政”的理念前提
　　只有恰当的理念得以存续，微博这一问政工具自身的局限性才能得以尽可能地避免，“微博问政”的庸俗政治面才不至于过度地挤压其民主政治面的生存空间，本部分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