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形态变迁与困境突破/张 翔 唐雅君

　　【摘  要】政治社会化不仅静态地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者之间动态的稳定器。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可以发现，产生于“国家—社会”关系一体化时代的单向管制型政治社会化模式难以适应“国家—社会”分离的现代化环境。因此，政治社会化的稳定器功能正在弱化，亟须对单向传递模式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在异质化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对话，进而共同建构能为社会亚文化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建构衔接机制。这就需要关注次主流文化的建设，而建设次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建设两型文化：创新型文化与参与型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从抽象概念上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要是依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单向传递来完成政治社会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为全社会塑造观念秩序与意义结构，并不断吸纳与改造社会亚文化中的非主流元素，使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达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然而，在社会利益多元化与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社会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出来，这种传统动态平衡关系正受到挑战。

　　为了回应这个挑战，学界的研究主要给出了两种答案：融合论与放任论。融合论提出，引导亚文化向主流意识形态融合，或者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比较优势对亚文化进行压制、控制；而放任论则认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对立会自然消失，因而可以任其发展。这些研究都发现了亚文化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偏离现象，“亚文化暗示一些相异于大众主流的东西，关注拥有非主流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的团体”［2］。

　　但无论是融合论还是放任论都忽视了两者在互动过程中的政治性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亚文化，两者一旦产生互动就存在潜在的政治性，“如果打算正确地理解亚文化，那么将文化表达形式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3］。由于政治学的理论缺位，往往使相关研究陷入融合—放任的二维逻辑中，难以对政治社会化问题进行深入细化的研究与分析。

　　基于上述认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开始显现，即政治社会化如何应对日益失衡的“主—亚”关系，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能够重新回到动态平衡的状态中。

　　二、分析框架：政治社会化是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的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