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中）学术推介

　　温志强、郝雅立在《走在光谱两端的中间：群体性事件预警的美学路径——来自“棱柱型社会”的启发》一文中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沉睡状态中的政府总是处于光谱两端：要么是感知危机存在时的“轻描淡写”，对已被感知的集聚威胁推诿；要么是冲突爆发升级后的“浓墨重彩”，闹大之后被逼采取作为，而中和之美主张力求规避两种极端性行为，认为对群体性事件应采取预警治理方式。群体性事件爆发和演进的过程伴随着从个体行动者走向集体行动者的审美共识、从潜伏性冲突走向公开性对抗的审美竞争与群体能量束与控制能量束相互较量的审美冲突。中性美学强调一种中庸的道德主义、自律主义式的自我反抗，认为应当回归于一种意涵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自我修复的内卷化的中和趋势：内卷化的自我反思、主动控制以加速能量自行消解、受到干扰之后自我修复。借助棱柱散射原理折射出群体性事件预警的多元化解决路径，一是在良性互动的对话过程中学会自控、自省，不断分辨先验认知的适用场景，防范固有思想的错误指向，以审美理解促进先验范畴的纠偏，预警对话性冲突；二是融合历史视域与当下视域、私人视域与公共视域，使主体行为更多地考虑背景要素，以审美宽容达成不同视域的融合，预警视域性冲突；三是客观看待审美主体的学识背景、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等，以批判性的思维考虑审美主体做出的审美结论，以审美超越实现社会主体地位平等，预警集体性冲突。

　　马胜强、吴群芳在《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基本内涵、转型困境与发展路径》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往往起始于政治系统内部，即来自作为权力精英的党政干部对社会政策问题的考察和认识，由他们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输入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系统，从而表现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内输入”特征。这是一种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分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由此引发的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通过影响公共政策改变自身利益状况的主观意识，并造成各种社会利益诉求的表达急剧膨胀，使得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出现了一定的转型困境：其主观性易导致政策问题认定的偏离，不利于在政策输入的具体过程中有效代表人民群众表达其实际利益要求；其时滞性更多是对群众利益受损后的补偿，从而很难实现对群众利益的事前维护；其间接性易导致政策信息传输的失真，从而可能造成部分社会群体的实际利益受损。因此，必须构建适合社会转型期变化的、内外结合的均衡利益表达模式：第一，创建良好的利益表达信息环境，引导人民群众采取合理有序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利益表达，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提升党和政府在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第二，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各级党政干部对社情民意调查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保证现有利益表达渠道的通畅高效。第三，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利益表达的回应能力，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赵亮、吴维库在《参照权获得与互联网时代个人领导力》一文中认为，互联网使得人们相互之间联系更加频繁，更具黏性，形成了若干个社会虚拟组织。虽然这些虚拟组织无法给予一个人法定权、奖赏权、强迫权及专长权，但它赋予了个人通过打造参照权来获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