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执政创新转型探索/谢 磊 龙继祥 王雪梅

——以破解中国式“人在证途”为视窗

 

　　2015年4月8日，市民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时遇到一件尴尬事：“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5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举此例评论：“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笑话！”

　　其实，中国式的“人在证途”近年多次被媒体曝光。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在2013年亮出了反映法人单位办证难的“万里长证图”。2014年广州两会上，曹志伟再次抛出一张长达3.8米的“人在证途”。据曹委员和他的调研团队所做的统计，人从出生到死亡大大小小需要办理103个证，而仅仅需要使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就有73次。这个调查结果直观展现了民众办证的不易和繁冗。国人“苦证件久矣”，苦于证件之多、苦于办证之难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而李克强总理的重视也让国人看到了政府层面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

　　一、“权力刁难”的中国式“人在证途”根源

　　客观上讲，我国办证难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办证过程复杂而漫长是因为办证程序设计本身繁冗和不合理。在办证环节中，各种证件环环相扣，一证疏忽就会导致事情搁浅，再加上办证工作人员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因素，办证效率之低下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去办证的人员也没有充分了解办证流程和程序，准备资料不够充分，这也是办证不易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有权不可任性”，但长期以来，证件之多、办证程序之复杂、办证机关或者办证人员用权之随意，使“权力刁难”现象时有发生。“办证难”成为权力失控和自由裁量的一个直观的展现。

　　首先，权力的宽泛，造成政府衙门作风盛行。在政府职能管理部门中，衙门作风因岗位赋予的优越性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带动性。服务意识的薄弱，也造成政府工作人员只使用岗位权力却不履行岗位义务的怪象。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利益的冲击使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钱看”成了办事的准则，“有钱好办事”成了人生的信条，也成了能否提升办事效率的背后推手，利益参与与利益先行成为“办证难”的重要根源。

　　再次，办证程序设计不合理与不统一也是“办证难”的根源。目前我国的一些办证程序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工作人员又不能随意更改相关规定。依据程序办证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不能和办证的群众进行有效沟通，“办证难”问题就会凸显。另外，我国目前存在不同地域同一种机构办事程序不统一的情况，也为公众办证增加了难度。

　　最后，行政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互通不畅也是造成“办证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互联互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国目前很多行政部门为了各自利益，各自为政，各自制定和执行方便自己操作的办事流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其道，互不沟通，带来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民众办事办证的不便。

　　二、通过权力整合，确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执政观念

　　邓小平曾说过：“领导就是服务。”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