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阵控制模式：应对网络社会复杂社会问题之结构/薛泽林

　　四、我国的国家建构及雁阵模式适用性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国家建设表现出与雁阵控制模式逻辑相符的建构主义色彩。在黄仁宇（1995）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潜水艇加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是一片长面包，代表着完善的中央文官集团，下面是一块长面包，代表着松散的均质化农民，中间则是靠儒家道德体系维系起来的松散的地方政府。这样一个结构看似很结实，实际上却很脆弱。因此，中国重建国家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将基层社会组织起来，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重构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林尚立（2013）也认为，现代国家建设包含两个历史行动，即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决定性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基于中国的经验，通过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推进国家现代化。因此，建构主义国家语境下的社会治理要求我们，一方面，摒弃传统的通过单一行政部门实施的“老的治理”，逐渐建立一个分层的治理实施结构，形成包含“规划、组织、监控”等社会化主体所共同组成的“新的治理”；另一方面，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的局限，探索“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建构符合中国场域的社会治理跨部门协同新模式。

　　在建构主义国家语境下，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社会治理方案应是跨部门协同的雁阵控制结构。一般而言，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由于不同的组织结构意味着个体在组织中的不同影响力，有些个体可以通过占据有利位置影响网络中的大多数人，进而控制整个网络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一个高效的协同网络需要具有一定的向心结构。尤其在政府内部，跨部门协同表现为分权化的行政结构通常要求由一个中心去协调相互间行动，组织和发送信息，督促成员遵守规则，以及管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实现政府内部协同的基础之上促成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因此，复杂网络社会背景下的跨部门协同结构模式应是包括一个中心、三个类型机构和若干行动主体的政策网络（见图2）。在这个网络结构中，政治中心（头雁）作为跨部门协同的政治倡议者，负责协调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参与者的回馈不断修订政策；执行机构（从雁1）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负责在技术机构的指导之下，与行动主体一道完成任务；技术机构（从雁2）作为政策的咨询机构，负责依据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建议；监督机构（从雁3）则负责在政治中心的授权下，对整个网络结构进行监督回馈。在社会治理跨部门协同雁阵控制模式中，由不同复杂社会问题而致的模式中各个主体的相对职能和地位发生变化，这种流变性既是组织柔韧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组织有效性的重要保障